张海超“最近比较忙”,现在距他“开胸验肺”已过去整整一年,这个尘肺病Ⅲ期患者,一边帮着家里干农活,一边思考着怎么把钱“花完”,花得“有意义”。

　尘肺病Ⅲ期是伴随患者一生、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因失去劳动能力而没有收入的张海超,目前每个月的医药费大约是近40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前,张海超获得用人单位共计615000元的赔偿,他现在“忧虑”的并不是钱不够花,而是“这些钱可能到‘最后’都花不完”。

　张海超所谓的“最后”,其实就是指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自己现在所患的尘肺病属于急性尘肺病。而患这种病的人,生命一般不会超过7年。能把这7年活下来,已是他最大的心愿了。聊天过程中,张海超还是不时会咳嗽几声。

　　此时,张海超的老家河南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正迎来麦收的时节。虽然身体不好,但张海超“要帮着家里干农活。”

　　体力活肯定干不了,尘肺病的折磨,让他早已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实我就是在地头盯着,找机器给你收割了,找车把麦子拉走。用不着自己出什么力。”张海超告诉记者,经过四处寻医治疗,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不过,聊天过程中,张海超还是不时会咳嗽几声,但他不以为然:“平时如果不过量用力的话,肺里也不会有太难受的感觉。只是偶尔早晨起来外面太凉的话,也还会有些咳嗽。”

　　当然,所谓的身体“还可以”,其实也只是相对他其他一些同病相怜的工友而言。“去年那些和我一起被确诊有尘肺病的工友,其中有一个今年3月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只能在家靠吸氧气维持着,哪儿也不能去了。”而今年3月下旬,另外3位随张海超一起去贵州遵义求医的工友,也是“连走路都困难”,有什么事情还都需要张海超帮他们“跑腿”。

   “很多人从‘工伤’被拖成了‘工亡’”

　　因为觉得钱可能“花不完”,张海超在力求用自己这些钱,去帮助更多的人。今年3月,张海超拿出自己所获工伤补偿金中的1万元,捐献给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3月底在遵义治疗时,又有几名来自贵州思南地区的患尘肺病的工人代表恳请张海超来帮他们维权。张海超和一同来看病的3名工友又捐了3000元给他们。

　　“去年我是很幸运,被媒体关注,‘特事特办’拿到了赔偿。但在中国,还有很多患了尘肺病的农民工,还在为了赔偿金劳碌奔波。有些人甚至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说法。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捐助,唤起社会上有更多人来关注尘肺病,关注农民工。”张海超还特别提到了思南地区的那几名维权尘肺病工人,“他们的处境很难,当时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我想通过捐款来鼓励他们一下,因为他们当时已经丧失了维权的信心,觉得事情拖的时间太长,解决起来太难了。我是过来人,我知道这段路很难走,但我希望他们能坚持走下去。”

　　除了捐款,张海超还买了电脑,上网开了博客,将自己所见和了解到的一些典型的职业病维权案例,都整理后放在博客上。生活中,他也会经常接到全国各地有和他类似遭遇的工友打来的“咨询电话”,接待一些“慕名来访”的工友……如今的张海超,已经成了很多身患职业病的农民工眼中的“维权律师”。

　　但“律师”也有自己的烦恼:面对咨询,他可以很清楚地把每一个步骤介绍得详详细细,还能帮他们联系到一些相关方面更专业的人士来帮忙。但他也清楚:在当前的“正常程序”下,从职业病诊断到工伤鉴定、伤残鉴定、劳动仲裁直至获得赔偿,至少需要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而这还是在企业和职能部门高度自觉配合的情况下所需的“最短时间”。“很多人就这么从‘工伤’被拖成了‘工亡’。”

　　也有人寄希望于效仿张海超的“成功模式”——依靠媒体的介入来加速赔偿的进程,而张海超也一直在积极帮助工友们联系媒体。但毕竟“开胸验肺”只是少数极端案例,而职业病患者维权的事件却层出不穷。“可能是媒体觉得这些事情不像我这个那么有新闻性吧。很多工友想通过媒体解决,最后结果往往也不理想。”“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挺无能为力的。”张海超叹了口气。

　　“‘不流血的工伤’更需要重视”

　张海超的河南老乡孙中界,是2009年的另一位“名人”。“壮士断指”的孙中界让“钓鱼执法”臭名远扬。据悉,上海即将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与孙中界私交不错的张海超,自然也通过媒体关注了这个事情的进展。

   而与“钓鱼执法”事件最终得以解决不同,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一年来,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方面,情况依然不乐观。今年4月28日,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显示:2009年新发各类职业病18128例,而尘肺病仍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占2009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79.96%。另有专家指出,由于现在发布的职业病新发病例数是从覆盖率仅达10%左右的职业健康监护中发现的,因此实际病例远远高于有关报告数字,估计尘肺病实际发生的病例数不少于100万人。

　职业病防治以及职业病患者的维权,能否像“钓鱼执法”事件那样,最终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张海超认为,两者的情况不太一样:“职业病这个群体,涉及的人可能更多一些,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漫长一些。”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张海超认为还是在于“完善法律”。

　　“今年两会,我看到很多代表委员也都在关注我这个事情,包括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提了。但我觉得关注的力度还是不够,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于修改法律方面的内容。希望明年他们能更关注一下职业病这方面。”

　　而对于法律的具体修改方向,张海超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关于职业病防治的监管方面,原来对企业只有罚款。但有的企业一年年产值就二三十个亿,你一罚款只罚个十万二十万,他无所谓,罚完了还是不改。”张海超建议,应该采取矿难的相关处罚经验,让职业病防治的监管纳入刑法体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据我了解,建国初期,发生矿难也只是罚款。但随着法律修改,现在发生矿难就要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了。对职业病防治也该这么做,不然企业老板根本就不在乎。”

　　而对于职业病患者的补偿问题,张海超也有话要说:“比方说矿难造成的工伤,这个很直观。但职业病不一样,很多时候它们对人的伤害是内在的,不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人没了胳膊腿,治完了就完了,只是承受缺胳膊少腿对生活造成的影响。而职业病不一样,很多职业病都是需要终生服药的。而且,如果治疗不当,病情还会逐渐恶化,最终丧失生命。现在的职业病赔偿标准,都是按照工伤的标准来的,但其实职业病是‘不流血的工伤’,更需要重视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