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似平常的工作接待却导致一名民警意外身亡、当地公安局提出的赔偿标准为参照“因公牺牲”、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质疑之下，今年初发生在安徽祁门县的一起民警“喝酒死”事件浮出水面。（8月7日北京晨报）

　　有了众多的“倒在酒桌上的英雄”的先例，“喝酒死”的新闻元素日益淡化。即便是“评为烈士”的出格做法，也早让人见怪不怪。不过，就个案来说，“喝酒死”参照工伤赔既难过民意关，也难过法律关，更过不了规章关，因而具有解剖样本的功能，并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反思。“喝酒死”既算违规，又属违纪，是否赔偿，如何赔偿，也应有明确的标准交待。

　　《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都明确规定，职工因醉酒或吸毒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而按《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相关规定，“因公牺牲”比“工伤死亡”补助标准更高。自然，若连工伤都不能认定，自然更无法参照“因公牺牲”的标准进行赔偿。饮酒致死不算工伤，自然也就不存在所为赔偿，不过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救济而已。

　　同时，《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工作时间饮酒或者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后果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开除处分。《公安部五条禁令》第三条明确规定，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2011年，公安部对此进行了重申，并明确“严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酗酒”。

　　按理说，有了明确的纪律规定， 有了刚性的制度要求，警察喝酒致死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但不应给予赔偿，反倒应据此追究有关领导的连带责任。如果是自我控制不严，没有单位授意，喝酒行为则无因公因素，个人理应全部担责。如果是单位授意或者领导安排，那么就应当由授意者承担民事赔偿，单位只应承担丧葬补助和人性救济。若是本着息事宁人，大事化了，由单位和死者家属之间私下交易，自然会滋生赔偿乱象。

　　同样性质的案例，在不同地方的赔偿标准完全不同，从十数万到几十万再到一百多万，责任单位在赔偿方面可谓“不差钱”，以至于把违纪违规行为视为“烈士”行为。一边是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饮酒”，一边又是“参照因公牺牲标准赔偿”，巨大反差折射着制度的失范。如果没有“死也白死”的后果，那么当事人对喝酒也就难以心存畏敬，并在行为上严格遵守相关的制度规定。

　　制度屋上架屋，禁令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即便在八项规定的劲风之下，“喝酒死”还依然不时出现，已成极大的讽刺。“喝酒死”参照工伤赔当过“禁酒令”关，按什么标准进行赔偿，以什么理由进行救济，问问“禁令”同意与否，听听民意的呼声可行？若花公家的钱不心痛，自然就有人在喝酒时不惜命。如此看来，明确“喝酒死”的补偿标准，其实也是在编织“制度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