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直接判我们败诉好了，我求求你……”在庭上听到何晓波情绪激动地讲出此话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诧。原告代理人求败诉？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呢？何晓波说，就算败诉也比拖下去好，至少可以再上诉。
    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何晓波的苦衷，可当我听完原告周孔付的故事，我只能默然无语。周孔付2007年后才开始出门打工，原本只是为埋葬儿子筹集费用。他儿子死于职业病，没想到这也成为他自己的诅咒。2012年4月，他被诊断为矽肺三期，生命开始倒计时。如今，他只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满心希望着判决可以比死神来得更早。然而，判决迟迟未来，案子也从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
     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而判决却一步步走远，何晓波急了，关心周孔付的人都急了。何晓波帮很多工伤者打过官司，但从没像这次一样感到绝望——— 他可以等，但不知周孔付可等到何时。于是，在被告代理人仍旧坚持“先鉴定后赔付”的辩护意见后，何晓波充满愤怒地要求“败诉”。他说，这是一种绝望的抗议。
    佛山法律学者分析，法官转程序及被告代理人的辩护都可以理解，并未违反法律，但如此局面又一次书写着“等到草儿青、马儿已饿死”的悲剧。人都要死了，还要求先鉴定劳动能力，还坚持各种程序，这些“不违法”的言行看上去是如此冷酷无情，甚至面目狰狞。
    我们不会恶意揣度法官的私心，也无法对被告代理人的职业行为多加指责。但我们想知道法律的真谛，想知道法律是否真的能带来公平正义。如果在一个将死之人面前，法律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这会不会是一种讽刺和悲哀呢？
    当然，我们不希望人情和道理会影响法律的公正，但在法律的框架和程序内“枪口上抬一寸”总是可以考虑的吧？更何况，此案中的原告方只是希望早些依法判决，以便拿到“救命钱”，可以让周孔付“含笑而去”。
    3月22日，判决将至。但无论成败，何晓波都难言轻松，“或许还有二审呢”。想到这，我不由得也开始绝望。周孔付能在临死前讨回公道吗？没有人知道答案。（来源：南方都市报，ft22.com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