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的“情形”，再一次被拓宽。据新京报报道，崔女士是天津某企业营销总监，去年9月23日出差杭州期间，入住一家酒店后，被公司老板钱军（化名）性侵。2024年4月，钱军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之后崔女士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12月3日，她收到了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书显示，崔女士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此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有没有被认定为工伤，对崔女士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性侵案件发生后，通过民事赔偿的渠道，她拿到了3000元的经济赔偿，但对比受到的身心伤害，这些赔偿金可谓“杯水车薪”。

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一旦被认定为工伤，便能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不仅治疗工伤所需直接费用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就连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以及将来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都在允许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范围之内。

拿到了这份决定书，崔女士能更好地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身心康复，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道上来，同时也能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综合权衡，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固然为佳，但在现实中，认定工伤并不容易。《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了七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三种视同工伤的情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人社部门把关非常严格，其目的就是避免不符合工伤者被认定为工伤，真正确保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对照法规条款，崔女士的损伤，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比如，到杭州出差，虽然属于因公外出，但期间崔女士曾参加宴会喝酒，还需要甄别“公务”成分。又比如，精神损害是否应与身体损伤一样，视为工伤的种类。还有，钱军对崔女士实施性侵，与崔女士的精神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等。

从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看，不乏值得关注的亮点。一是商务宴请被认定为因工活动。崔女士参加商务宴请，作为公司老板的钱军给崔女士发去微信聊天记录，要求对方“你陪着多喝点”，由此证明，崔女士赴宴饮酒系履行工作职责。二是明确精神损害，也能被认定工伤。三是在医疗鉴定等基础之上，确认了员工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性侵事件有关。

就个案而言，人社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给不幸遭受伤害的劳动者以权利救济。跳出个案，将职场性侵纳入工伤范围，扩大了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增强了工伤认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也遵循和体现了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精神。

职场容不下任何违法劣行。老板利用上下级的职场关系对下属进行性侵，不仅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肆意侵犯，也是对劳动关系的任性破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因维权过于困难，很多侵害事实仍藏于冰面之下。崔女士勇于站出来，维护了自身权利，而更多弱势劳动者也应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为权利而斗争，共同斩断职场性侵的魔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