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中国公民对自身健康都没有知情权吗？！”张海超用一句加大嗓门的反问，结束了法庭辩论。

　　2012年2月29日，31岁的张海超第一次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庭审结束后，他给财新记者递上名片，名片的背面是他的自画像——双手拉开胸膛，露出两片黑黑的肺。

　　这是只属于张海超的“标签”——“开胸验肺”。两年半前的2009年6月，为了证明自己的尘肺病，百般无奈的张海超进行肺部活检，也就是开胸手术。其悲壮之举最终换来了尘肺病的检验结果，胸部也留下了长长的刀口。

　　“闹事、上访，找媒体曝光，即使最终当事人能够获得赔偿，那也只是‘特事特办’。只有法律才能结构性地解决职业病患者的赔偿问题。”张海超说，现在，他只相信法律。

       惟愿无有后来人

　　早上8点40分，审判庭的旁听席上，已经有七八个记者在安静地等待。法官见此架势，愣了一下。

　　这是一个小案子。原告黄福华，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将曾经为他做过常规体检的永康市江南街道卫生院告上法庭。原因是，该医院只向用人单位出具体检报告，而不向其本人出具。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原告的第一代理人张海超。此前，张海超开玩笑说，他即将在此完成“华丽转型”。

　　出现在记者们眼前的张海超，俨然没有半点“华丽”的样子——他睡眼惺忪，头发上翘，身着一件黑色棉袄，棉袄里面套着两件衬衣，蓝色在内，灰色在外。他解释，第一次代理案子，紧张激动，“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还做了恶梦。”他原准备在灰色的衬衣外，套上笔挺的西装，来纪念他的“第一次”。结果到了浙江才发现，这里冷得牙齿打颤。他的搭档，33岁的河北律师张士谦，把棉衣给他套上。

　　已经当了六年律师的张士谦，作为原告的第二代理人，坐在张海超边上。法庭审理进行到辩论阶段前，张海超几乎都没有发言。陈述、举证、质证等阶段，均由张士谦完成。

　　庭审争议的焦点是，卫生院是否有义务向当事人提供体检报告。原告的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49条的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而被告方则认为，体检是由用人单位组织的，医院只需对用人单位履行义务即可，不对第三方负责。此外，何为“疑似职业病病人”，被告方无权判定，故无告知当事人的义务。

　　辩论阶段，张海超终于“爆发”。与温文尔雅的张士谦相比，他的语速快，声调高，并容易激动，最后还大声反问：“难道中国公民对自身健康都没有知情权吗？！”

　　张海超的激动情有可原，当事人黄福华的遭遇与他如出一辙。2004年，张海超进入郑州振东公司工作，之后三年，公司均安排他们做了体检。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体检报告，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体检结果。

　　后来，在张海超出现一系列尘肺症状时，有医生建议他把此前体检的结果拿出来看一下，以便确诊。但河南省新密市防疫站称自己“只对单位不对人”，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提供体检结果。而振东公司不但不给开介绍信，还矢口否认张海超曾是它的员工。

　　几番周折， 2009年1月6日，当张海超“借”到了自己两年前的体检结果时，大吃一惊，当时的胸片已经显示其肺部异常，体检结果明确写着“建议复查”。

　　在2007年1月曾接受体检的698名振东公司职工中，检出“肺部异常、疑似尘肺”的有53人，张海超是其中之一。然而整整两年，张海超和他的工友们都被蒙在鼓里。

　　“假如那时我就知道自己肺部已经有问题，我至少会离开那样的工作环境，或许，现在我的病情就不会这么严重。”张海超告诉财新记者，2009年7月他被诊断为尘肺三期之时，医生明确表示，他这种程度的尘肺病，从急性发病到生命终结，大约只有七年时间。

　　黄福华的境遇跟他如此相似。张海超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人重蹈覆辙。

      同病相怜

　　选择黄福华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委托人，是一个偶然。事实上，自从2009年他以悲壮的“开胸验肺”维权成功之后，天南地北，数不清的尘肺病患者联系张海超，希望他“指一条明路”。和他联系的这些患者，几乎都是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得赔偿的人，甚至有人问他，开胸验肺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开了胸，就一定能够拿到赔偿。

　　这些患者的电话时常让他想起自己的维权经历：印了几千份传单，在工厂门口分发给工友；找几百个人去政府门口闹事，然后被拘留；每天拖家带口，拿着棉被和饭碗，坐在信访局门口；在医院住院交不起钱了，就跑去睡大街；甚至与政府官员叫板：“你们把我逼急了，我让你们都活不成！”

　　“开胸验肺”引发舆论聚焦之后，张海超顺利地拿到了61.5万元赔偿。他被认定为三级伤残，几乎丧失全部劳动能力。以前从不上网的他，开始学着上网看新闻、查资料，甚至自学法律。

　　网络为张海超打开了一扇窗。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000例。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90%以上。张海超很清楚，假如自己没有“开胸验肺”，他甚至不能进入这653000人的统计之列。而找他帮忙的绝大多数人，都因为无法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在维权路上艰难困顿。

　　张海超开始前往中国各地探访这些“隐性的”尘肺病患者，足迹遍布四川、广东、浙江、福建、甘肃等地。2010年4月，张海超到贵州遵义，旁听一个与职业病有关的案件庭审。他的出现吸引了媒体，消息在当地传开。

　　孙凡军、李廷贵等四个“粉丝”从贵州铜仁思南县赶到遵义，为了见张海超。孙凡军说，自己为了维权，把房子都卖了。张海超给他们捐了3000元钱，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这一事迹后来也见诸报端，当地的省、市工会纷纷给他们捐钱。张海超当时还觉得挺欣慰，以为他们的维权也会有转机。

　　然而，张海超离开遵义之后，这四人的赔偿一直没有落实。当年7月2日，张海超收到孙凡军的短信，称李廷贵在向当地工会求助时，两天两夜滴水未进，已经在前一天死亡。

　　自从2007年被查出有尘肺病后，孙凡军等四人就开始找当地劳动局、县政府、县工会、市工会、法院、省工会、省政府等，但劳动局不予受理，法院不予立案，别的部门则统一口径：“你们先回去吧，有消息会通知你们的。”

　　李廷贵死后，当地为了息事宁人，匆匆赔偿，每人5万元人民币。孙凡军等人已经筋疲力尽了，无奈选择了接受，他们不想死在维权路上。

　　这件事情深深震撼了张海超，他后来在博客中写道，“我后悔，后悔当初不应该让他们坚持，如果没有我的鼓励，他们应该已经放弃了，横竖都是讨不回说法，到今天至少还活着。”

      “特事特办”

　　此后张海超开始反思。两年多以来，他帮助了不少同病相怜的人，有的人成功拿到了赔偿，有的人没有。而成功的案例，在他看来，主要是“人情因素”起了作用，“我这张脸，比什么程序都管用。”

　　“我是张海超，开胸验肺的那个人。”这句话在多数时候，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样的材料，当事人去申请工伤鉴定，有关部门或许不予受理，而张海超一露脸，就受理了。

　　他的身份偶尔也会被人质疑。有一次，张海超在帮别人维权时，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我是张海超”。对方愣了一下，“我就不信！张海超都尘肺三期了，还能站在这里和我吵架？！”对方打开电脑，将眼前这个年轻人和网上的照片一比对，立刻露出笑脸，要求和张海超合影留念，说，“我们这一行，都知道你。”

　　张海超帮忙维权，似乎挺有效。他自嘲，“其实政府的人肯定挺恨我的。他们无非是看到了名人效应，担心我一怒之下就带着一群记者来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张海超对财新记者说，“我特别反感‘特事特办’。但中国的官场就这样。”

　　两年多以前，张海超“开胸验肺”，震惊中国。舆论热潮持续了大约一周之后，某天半夜2点多，新密市委书记等几十人，浩浩荡荡前往张家，让他“开个价”，然后“特事特办”。

　　张海超不同意。他坚持要新密市防疫站拿出三年的体检报告。防疫站宣称，“体检报告都丢了，找不到。”此后，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防疫站站长、卫生监督所所长均被火速撤职。

　　官员再次征询他的意见。张海超表示不要“特事特办”，要申请工伤认定、伤残认定，然后按标准赔偿。官员们表示不解，张海超说，“今天你们给我‘特事特办’了，是不是也能够给我所有的工友们‘特事特办’？是不是中国所有维权艰难的尘肺病人，都能‘特事特办’？如果我要一百万，你们是不是也给他们所有人一百万？”

　　一番话，把官员们呛得灰头土脸。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员开车上门，带来各种申请表让张海超填写。填完之后他们带回政府盖章。一小时后，他们把各项申请送回张海超。整个过程，只花了一小时就全部办完。

　　张海超有点儿晕。他从不知道，原来政府可以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

　　“那会儿拿到赔偿了，也觉得累了，很多事情就没有再追究下去。我现在有点儿后悔，当时应该坚持打官司，至少可以告当地防疫站，他们把我的体检报告弄丢了。也可以告卫生局，他们没有监管到位。”张海超说。

　　而李廷贵之死，更让张海超看到，“特事特办”只能解决一时一地一事，这种模式，绝无复制的可能。“我现在还可以为患友们维权，或许有些官员忌惮我，会给点面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这些患者怎么办？”张海超说。

       寻路法律

　　尽管目前保养得不错，张海超看起来身体似乎还好，但尘肺病其实是不可逆转的。张海超找过国内顶尖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不被这个病拖死的惟一办法就是换个肺，但换肺以后，可能都要躺着度过余生，身上插着管子。

　　张海超希望高质量地生活几年，“只有忙碌起来，我才觉得过得充实。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数着剩下的日子，难免还是会感伤。”

　　他告诉财新记者，自从“开胸验肺”之后，他一直在自学与职业病相关的法律。2010年，在贵州旁听一个案件时，他结识了张士谦。在张的帮助下，他学法律有了更大进步。

　　2011年冬天，家住河南的张海超决定南下过冬。考虑到广东省的NGO比较多，且也是职业病的大省，学习的机会比较多，他选择了佛山。

　　这个冬天，他几乎把广东省所有知名的NGO全部拜访了一遍。他参加各种NGO活动，和当地的工人们交流维权经验；积极认识广东的律师，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法律援助；在佛山的法院里旁听了几十起案件的庭审，逐渐“自学成才”。

　　接触的法律人士多了，张海超逐渐明白，只有法律，才能结构性地解决他们维权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2011年12月31日，《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获表决通过，职业病诊断以及索赔中的程序问题，正是此次修法要解决的问题。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是促动这次修法的关键契机。

　　“在我剩下的日子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职业病案件亲自代理，让更多的人知道法律究竟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如果还有一个案件能够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我就很高兴了。”张海超说。

　　两年来，张海超在探访各位尘肺病患友时，也和一些煤矿老板有过接触。他曾经向一名煤矿老板讨教，为什么不把体检报告发给工人？答案是，“如果工人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算像你这样的，60万元一个，我得赔多少钱？（不给体检报告）你顶多能说我不规范，我愿意交罚款。”

　　而对于体检的医院来说，与他们签订体检合同的，是单位而不是职工个人。这往往是“大单子”，医院通常不愿意把体检报告出示给职工本人而得罪自己的“大客户”。

　　张海超认为，这是中国工人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他和张士谦商量，希望打一场具有影响性的公益诉讼。黄福华的案子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即便是从业已经六年的张士谦，对这个案件心里也没有底。在立案之后，他还劝说过张海超，“要不咱们撤诉吧，我还是希望你的第一个案子能够赢得漂漂亮亮的。”

　　这一提议被张海超拒绝了。他并不在乎输赢——如果赢了，所有的医院都会明白，体检报告都要提交给职工本人，这是法定的义务；如果输了，公民的健康知情权如何得到保证，将引发社会热议。

　　黄福华案庭审结束后，法官询问双方意见，是否愿意调解。张海超表示，“我们只要医院承认，他们有义务将体检报告交给职工本人就可以了。至于赔偿，我们可以一分钱都不要。”被告方律师则明确表态，“不接受调解。”法院未当庭宣判。

　　当事人黄福华其实更希望张海超能够尽快帮他解决赔偿问题。庭审结束后分别之际，他毕恭毕敬地问，“你还有什么要叮嘱我的吗？”张海超说：“凡事都要有公益心。你要顶住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电话告诉我，绝对不能妥协，更不能撤诉。这个案子不仅仅关系到你的利益，它与所有中国人的健康知情权都密切相关。关于你的赔偿问题，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给你负责到底。”

　　送走黄福华，张海超对财新记者说，“我还真不希望这事儿又‘特事特办’了，最好一切都按正常程序来。我会尊重法院的判决。”

　　随后他又担心，“你说，这么多媒体到场，会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或者让这事儿又给‘特事特办’了？”他接着说，“可是如果我不告诉媒体前来的话，又怎么样让公众关注自己的健康知情权呢？”

　　他自言自语道，“唉，中国的法律，要怎么样才能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呢？”            财新《新世纪》记者 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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