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私下签订工伤补偿协议的效力认定

【案情】

被告芮行玉系原告南京市龙马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马通信公司）职工，双方自2004年9月建立劳动关系，最近一期劳动合同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2008年7月2日晚，被告骑车摔伤，2009年11月25日经溧水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原告对工伤认定不服，向溧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在行政复议机关主持下，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5月31日达成了调解协议书。2010年9月30日，被告经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5级伤残。

2010年11月25日被告申请劳动仲裁，同年2月21日，溧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龙马通信公司一次性支付芮行玉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合计170083.66元。原告认为，溧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严重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不承担溧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溧劳仲案字（2011）第42号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法律责任。

【审判】

溧水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虽然原、被告签订了工伤赔偿调解协议书，但是协议签订时被告伤残等级鉴定未作出，双方签订的工伤赔偿调解协议书缺乏客观事实依据，且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低于《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由原告补足被告调解协议书中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部分。因此，溧水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南京市龙马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工伤赔偿差额部分144231.8元。

宣判后，原告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超出龙马通信公司与芮行玉订立的调解协议书来确定上诉人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芮行玉在一审期间并未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书，一审判决也未认定该调解协议书无效，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按照该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南京中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针对龙马通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龙马通信公司与芮行玉于2010年5月31日签订了工伤赔偿调解协议书，但是该协议签订时芮行玉的伤残等级鉴定没有作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芮行玉仅得24860元，远低于依据工伤等级计算的应得数额，一审法院判决变更，并无不当。因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这是一起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私下达成工伤赔偿协议后，劳动者反悔所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针对工伤所达成的协议效力问题。之所以出现协议处理工伤的情况，更多的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以致于在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不能够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赔偿款项来分担自己的风险，于是通过协议处理的方式来推卸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劳动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公法直接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排斥意思自治，其法律规范对当事人具有强行性，在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以合同形式确立劳动关系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同时，又作出许多强制性规定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该协议具有私法性的一面。对工伤赔偿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不能一概而论。

一、有效的协议

如果该赔偿协议是在劳动者已认定工伤和评定伤残等级的前提下签订的，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的，应当认定协议有效。

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也可以协商解决。”法律并没有强行限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工伤赔偿待遇协商解决。况且，在已经认定工伤和评定伤残等级的情况下，劳动者对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是有所认识。双方进行协商的过程，是各自综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博弈的过程，对预期的风险都应当有预判能力。

因此，只要工伤赔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劳动者又不能举证证明用人单位在签订协议时采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的，应当认定该协议有效。

二、可变更的协议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规定尚不完善、灵活，特别是工伤赔偿程序必须先经过工伤认定、再劳动能力伤残等级鉴定、后经劳动仲裁，对仲裁不服的一方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工伤赔偿案件，整个程序下来也要一年以上的时间，遇上复杂的案件可能要拖上几年。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很多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选择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减轻讼累，缩短获赔时间。

本案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调解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5月31日，当时劳动能力伤残等级鉴定尚未作出。虽然双方的协议书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但在协商过程中，芮行玉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处于不明状态，他并不清楚可以获得怎样的利益，导致轻易与用人单位订立了协议。因此，芮行玉处分权利的行为属于有瑕疵的行为，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而且双方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过分低于芮行玉依法应获得的赔偿金额，该协议履行的后果明显对芮行玉不利，必然导致其权利受到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给付数额不当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

因此，如果工伤赔偿协议是在劳动者未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和评定伤残等级情形下签订的，且劳动者实际所获补偿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补偿协议，裁决用人单位补足双方协议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