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受伤后多数愿“私了”成本高导致工伤维权难

 工伤死亡赔偿金额明年将大幅提高的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但7月21日记者走访南宁市区部分工地发现，出了安全事故，受伤民工大多选择“私了”。究其原因，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等，成了当前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

    案例

    昏迷民工难讨医药费

    7月21日，扶绥籍民工李特植仍昏迷躺在医院。

    20天前，42岁的李特植爬到10米高的竹梯上，进行电焊作业时，高空坠落，头部着地，当场昏迷。李特植的工友陆先生回忆说，当时叫他戴安全帽，系安全带再干活，可他嫌热，没戴。

    李特植的姐夫揭先生告诉记者，李特植被送到医院后，一直昏迷至今。“20天来，包工头、施工方和业主方共给了3.61万元，可现在治疗费已差不多5.8万元，尚欠医院约2万多元，如今医院已经停止治疗。”李特植的弟弟李省植无奈地说，为了哥哥的治疗费，他和家人多次打电话找包工头、施工方和业主，但都没结果。找到安监局，安监局说在调查当中，并与相关当事方协商，可始终不见下文。如果包工头、施工方和业主都不肯垫付医药费，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体验

    民工工伤认定时间长

    李特植受雇于个体包工头陆某，项目施工方为广西恒鑫轻钢活动房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李省植、揭先生等一直为李特植的医疗费、工伤赔偿奔波。不过，除了之前垫付的医药费，其他毫无结果。

    民工工伤维权到底有多难？21日下午，记者跟随李省植一行5人，亲历了民工工伤维权的经历。

    下午3时许，李省植一行拿着医院为李特植开的伤情证明和费用通知单，来到南宁市兴宁区安监局。负责调查李特植高空坠落安全事故的，是该局副局长陆仁斌。看了李特植的伤情证明和费用通知单后，陆仁斌说，该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没有出来，这段时间以来安监部门也一直在与包工头、施工方和业主方协调。

    “协调的结果怎么样？20天了，包工头、施工方和工程业主都没有主动找我们商量，如何治疗患者。”李省植问。

    “我现在立即和他们联系，看看情况怎么样。”陆仁斌说完后，先后给施工方负责人、业主方负责人和包工头打电话。打电话时，虽然陆仁斌再三强调李特植目前的治疗情况，并建议对方出于人道主义想办法垫付医药费，但最后得到的答复让陆仁斌也感到无奈：施工方说想办法22日送医疗费到医院，但主要责任在包工头，因为工人是他带来的；业主方称主要责任在工程承包方，且公司之前垫付了部分费用，再给钱需要公司董事局开会商量；而包工头则很干脆地称没钱。

    “和我们之前给他们打电话一样，这样的结果早在预料当中。”李省植问，“事故发生都已经20天，安监部门的事故认定什么时候能出来？”

    “安监部门的事情比较多，还没那么快。最后的结果，需要安监、监察、消防、公安和工会等部门一起开会才能确定，法律规定的时间是两个月内。”陆说。

    “那能不能出示一个调查事故的证明，我们想找劳动仲裁部门帮忙，因为劳动仲裁部门要我们拿一份证明材料，才能处理。”李省植说。

    陆回答说：“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安监部门没办法出这份证明。”

    见此，记者表明了身份，并建议在安监部门事故调查结果出来前，先给患者亲属开一份事故情况说明，以方便患者亲属求助于劳动仲裁部门。随后，陆仁斌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事故情况说明。李省植拿到这份说明，已经是下午4时40分。

    离开兴宁区安监局后，李省植等出来坐车赶往南宁市劳动仲裁部门。但当他们赶到时，劳动仲裁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没办法，只好等明天了。”李省植说。

    心态

    受伤农民工多数愿“私了” 　　

    李省植为哥哥维权，只是民工工伤维权难的一个缩影。21日，记者就此采访发现，出了安全生产事故后，有的民工走正规渠道“公了”。不过更多的则因“公了”耗时较长，首先想到的还是“私了”，尤其是没有劳动合同、又亟需看病治疗的农民工。

    蒙先生来南宁工地打工已有两个年头，砌过砖、铺过路。在南宁工作这两年，他从没见过劳动合同，更不知道每次“投靠”的单位是否帮他买过工伤保险。“以前我在深圳打工，进入工地的民工会与施工单位签订一份合同，上面包含着工资、福利、保险等内容，合同上签着自己和施工单位的名字，各持一份。”蒙先生说，在南宁大多数民工都受雇于包工头，由包工头做代表，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民工都没见过这份合同。连合同都没见过，工伤保险就更难说了。所以出了工伤事故，都是找包工头或施工单位“私了”。

    民工黄先生从没想过，如果在工地里发生意外索赔不成，可以“走程序”。3年前，黄先生在工地里工作时，脚被钢筋割伤，缝了12针。伤口好了，就继续工作。黄先生说，他弄不清那些复杂的程序，而走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恐怕也承受不了。在黄先生看来，“找口饭吃”才是最重要的。

    不少民工表示，很多时候，都是熟人介绍到工地干活的。为了挣钱，民工大多不会在意用工合同。干活时一旦出了事故，唯一的索赔途径就是死追包工头不放。没有合同拿不出证据，找政府部门很麻烦。若包工头有良心，就会得到赔偿，若包工头没有良心，作为民工也无计可施。

　　分析

    民工工伤维权难在哪里

    安监、劳动部门指出，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其中，维权程序漫长仍然是工伤案件面临的最大难题。

    “处理时间长，除了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赔偿外，还有可能因为农民工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南宁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说，“对很多农民工来说，没有劳动合同，就没有所谓的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等证据。当申请工伤认定，而用人单位不承认是其员工时，农民工必须先举证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确认劳动关系就可能要经过仲裁等多个阶段，耗费大量时间。”

    那么，如何破解农民工工伤维权难的现状？律师认为，农民工工伤维权难，根本原因还是单位不缴保险费，工伤待遇难落实。因此，破解工伤维权难的问题，还是要从源头——用人单位的规范合法用工抓起。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出台的新工伤死亡赔偿政策，给工伤民工带来了利好消息。但要切实保障工伤农民工的权利，关键就在于使工伤保险真正的社会化。这样，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一旦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全部由社保部门先行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再向用人单位追缴。

-----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