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国荣无助地站在工厂门口。

　　几位工人的断手。燕赵都市报记者王小波/摄

　　■调查人：本报记者王小波

　　■调查地点：石家庄、衡水、山东德州

　　■调查事件：景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频频发生断指事故，据不完全统计，这家工厂已经有18名工人惨遭机器断指。路国荣，遭遇断指的惟一一个维权者，在向厂方维权时，先是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拒，而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却被仲裁得需要倒贴钱。这家工厂为何不断发生断指事故？工人维权又因何走入困境？

　　1 “没钱的怎么拧得过有钱的？”

　　从法院递交完诉状出来，路国荣就后悔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值吗？可别为一时之气得不偿失啊？”奔波近两年，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她有些疲惫。

　　昔日的工友们也善意地提醒她：“胳膊拧不过大腿，你没钱，现在工作也没有，老板有的是钱，你怎么和他拧啊？”

　　路国荣原来在景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工作，从1990年起她就进了这家工厂，10多年中，她亲眼目睹了一些工友的手指被工厂机器“吃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2005年12月5日中午11时左右，旋轧车间的一台机器突然冲下来，路国荣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的左手食指已经血肉模糊。经过景县人民医院的处理，路国荣的左手食指只剩下半截。

　　同其他受伤工人一样，路国荣想选择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这次工伤，以便继续留在这家工厂工作。2006年4月，路国荣以受伤为由找到厂里要求调换工作，她想去包装车间，厂长王书生说“开会研究研究”，此后，路国荣多次找到厂里，得到的都是这句回答。

　　路国荣受伤后第二天，她的工资就被停发了，此后厂里再没有给过她一分钱。意想不到的麻烦还在后头。2006年9月，路国荣被鉴定为9级伤残。劳动部门告诉她，可以一次性领取伤残补助金4480元，但需要所在单位加盖公章。路国荣拿着表格去工厂盖章，去了10来趟愣是没办成，厂里一开始以章丢了、别人拿走了等各种理由搪塞她，后来干脆告诉她，“这事儿不该由你来办”。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领不出来，路国荣向工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厂方告诉她，这属于违约行为，她和工厂签订的5年期劳动合同还有4年多才到期，中途解约的话，她得赔工厂2万多元。2万多元？路国荣在这家工厂挣得不多，“少的时候每月才挣三四百元，多时也不过800余元。”无奈之下，路国荣托关系找厂长，表示还愿意在这家工厂工作，前提是工厂支付给她一点伤残损失，“大家私了算了”。

　　她的要求遭到了厂长王书生的拒绝，王书生说：“建厂以来没有这个先例，从来没有给谁赔偿过，工人也没有要求，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下面都来要，我上哪儿弄钱去！”

　　双方的商谈不欢而散。“我和我公公一同去找他，王书生对我们说：‘劳动局、安监局，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公公听到这话后，气得直打哆嗦，回去输了几天液。”路国荣说。

　　一截断指惹来了这么多麻烦。本想自己给自己讨点说法，说法没讨成，公公被这事儿气病，因为心里窝火，路国荣夫妻俩打起了嘴仗，甚至闹着要离婚。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路国荣想在县城里找份别的活干。起初她去工厂里应聘，别人一看她的手就不言语了。后来，她去餐馆应聘服务员，老板说：“妈呀，你这手，哪个客人见了还有食欲啊？！”

　　难道没地方讨说法了吗？路国荣找过县长，找过主管科局，都无济于事，她想到了放弃。在深圳工作的哥哥告诉她，“这事儿要发生在我们这里，该是多大的事啊，你怎能说放弃就放弃呢？”2006年11月，抱着一线希望，她向景县劳动局仲裁科申请劳动仲裁。

　　2 劳动仲裁让她“得不偿失”

　　就在路国荣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后不久，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27日向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答辩书。

　　答辩书中说，路国荣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属单方面违约，应赔偿该公司5000元/年×4年6个月计22500元，该公司还称路国荣是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合同期每少服务一年，应赔偿企业5000元，这样也有22500元。另外，路国荣不去该公司上班，违反了公司“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暂行规定”，“规定发生一天旷工扣当月3天平均工资”，计15048元。这样，路国荣总计要赔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60048元。

　　工厂方面态度强硬，不同意调解。今年4月7日上午，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仲裁。

　　路国荣当时的代理律师许朝华觉得案子仲裁时有些滑稽。在开庭前，许朝华提出查看对方的证据，遭到劳动部门拒绝，“法律规定律师有庭前阅卷权”。更令人瞠目的是，厂方的委托代理人之一车国林，其身份竟然是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工会本来应该是工人权利的代言人，现在却代表厂方与工人走到了对立面。”许朝华对此不能理解。

　　最后的仲裁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景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路国荣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5项请求，共计27450元。但厂方的部分请求也得到支持，路国荣得向厂方支付违约金19583.3元，以及她向厂方借款支付医药费的余额745.7元。仲裁处理费双方各承担1000元。

　　也就是说，最后厂方只需要向路国荣支付7112元，如果减去路国荣应得的448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减去她所支付的律师费和仲裁费，路国荣不但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还要倒贴钱！

　　“且不说路国荣到底需不需要向厂方支付违约金，单就这起劳动仲裁来说，路国荣申请工伤待遇与厂方要求的违约赔偿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怎么能放在同一个案子里来仲裁呢？”许朝华至今看不明白这份仲裁结果。

　　拿到这个结果，路国荣的心凉了。

　　但是仲裁结果已下，路国荣扳转逆势的惟一希望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她查阅了有关工伤赔偿的法律网站，并通过网站联系到了石家庄律师张士谦。张士谦告诉她，违约金不应该在这起案件中出现，另外，按照《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职工在工伤后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根本不存在违约一说。

　　律师的话又点亮了路国荣的希望。不过，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这份仲裁结果打击了很多有维权想法的工人。路国荣的笔记本上记着16名断指工人的姓名和电话，他们都是在这家工厂工作时受伤，很多人受伤后没有申请工伤鉴定。

　　当初路国荣申请劳动仲裁时，很多受伤工人都表示愿意出来作证，“去吧，我们支持你！”这些温暖人心的话语伴随着路国荣一路走到现在。看到这个结果后，很多人开始躲着路国荣，一些人干脆告诉她：“还是认了吧。个人怎么弄得过工厂？”还有工人给路国荣传话说：“老板说了，宁肯把钱扔在法院，也不会给你。”

　　3 强势工厂弱势伤者

　　这家工厂的部分职工告诉记者，老板之所以如此强硬，还是因为害怕路国荣事件撕开一个口子后，受伤工人会接二连三地祭起维权大旗。

　　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成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初是一家县办企业，2004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在改制前已担任多年厂长的王书生出任改制后公司董事长。到工厂之前，王书生曾供职于景县医药公司。这家工厂主要为客户提供皮带轮等零配件，在该厂门口悬挂着一块显著的标牌———“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员单位”。

　　这样一张大旗并不能避免该厂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伤事故。据不完全统计，这家工厂至少有18名工人被确认轧断手指，而平时轧伤手指事件更是家常便饭。

　　1988年9月，工人张军被轧断了左手食指，成为该厂第一起断指事故。不过，张军说自己比路国荣幸运，“因为那时工厂还是国有企业，医药费厂里报销，住院休养期间基本工资照拿，伤愈后又被安排到了检验科。”

　　打那以后，断指和轧伤手指事故便时有发生，受伤工人的境遇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张军的妻子华(化名)也在这家工厂工作，她的手受过5次伤，最重的一次右手食指被轧断。华的断指和手上的伤痕触目惊心，在她最后一次“受大刑”后，她才得到“赦免”，去了包装车间。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张军夫妇断指也搞“夫唱妇随”，还是“左右对称”，没有人知道断指对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和这背后的辛酸。

　　实际上，路国荣也不是第一次受伤，到工厂的第二个年头，她的手就被机器“啃”了一口，右手无名指和小手指变形。那次受伤后，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那时候这家工厂是县城里的好企业，县城里的人都带着艳羡的眼神看着工人进出工厂，且那次受伤后路国荣工资照拿，外人从这里看到了“国有企业的优越性”。

　　阿飞(化名)现在是山东德州一家工厂车间的班组长，只有他伸出左手来才发现没有无名指，他的指头正是在河北德纳V型轮厂工作时被机器“吃掉”了。阿飞出事之前，他的车间主任老杨也被机器“吃掉”一个手指头。谈及受伤的手，阿飞不无悔意，他受伤后连一次性工伤补偿都没有拿到。

　　“哪个工厂不出工伤事故？但像河北德纳V型轮厂出这么多事故不正常，出一起事故应该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这个厂讲得很不够，所以前头出事故，后头又出了。出了事故后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工人白受罪，劳动条件没有改观，对谁也没有触动。个人对工厂太难了。”阿飞说。

　　阿飞介绍说，当时在这家厂子里，常有离合器失灵的现象，离合器一失灵机器就突然冲下来，人再快也躲不过机器。时间一长，工人们都知道哪台机器性能好，哪台机器可能要“发威”，都找好用的机器。“照理说，工厂应该维护好机器，给工人提供安全标准的生产环境。”

　　7月11日下午，记者在这家工厂的旋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个铁片状的东西放在操作台上，大型的液压机器往下一冲铁片便被轧成凸凹状。如果工人的手拿开不及时，或机器失控，工人的手指就危险了。一位工人说，20天前，一位名叫王瑞强(音)的工人刚被轧了手指。

　　对这些潜在的危险，工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他们只是对报酬不高颇有怨言。工人们说，这家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像这样一道工序，一件成品可挣两分钱，做1000件才挣20元，这还算收入不错的一道工序，有的一道工序做一件成品才挣几厘钱。

　　路国荣不服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景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在提交给法院的答辩状中称：路国荣在操作过程中，为图干活快，多挣钱，私自调小机器的滑块行程，属个人违规操作造成。而该厂一位工人反驳说，个人调小机器的滑块行程不大可能不说，如果一定的劳动强度能让工人吃饱饭，工人何必自己加大劳动强度来挣要命钱呢，如果工人的待遇得不到提高，能不出事么？

　　律师则认为，即便是工人私自调整行程滑块，出了工伤事故责任也在厂方，因为工厂与工人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工伤事故的处理适用无责任补偿的原则，即责任无论是否属于劳动者本人，受害人均应无条件得到一定经济补偿。况且事故责任的认定不能由厂家说了算。

　　路国荣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在提交给景县人民法院的答辩状中，措辞更为强硬，还要求路国荣赔偿公司26万余元。公司方说：“路国荣本人在公司工作期间，组织观念淡薄，我行我素、不思进取、好逸勿(应为“恶”，记者注)劳。”路国荣的维权也被视为“肆意捏造事实、诋毁公司名誉，与公司离心离德”。公司还称“对路的无理取闹与无理要求我公司全体员工表示强烈不满与抗议”。

　　尽管多年来多次发生断指事故，这家工厂还是照常高枕无忧地生产。遭遇工伤后，工人们大都忍气吞声，绝大多数工人没有申请工伤鉴定，没有得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很多人惟一的希望是继续留在这家工厂工作，因为在县城里找一份工作太难了。

　　“维权？想都不敢想。谁能饿着肚子和一家财大气粗的工厂对着干？”一位断指工人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维权还是丢工作？工人们宁可相信老板在这座县城里的“能量”。

　　4 通向维权的路有多漫长

　　在很多人看来，像路国荣这样拿起法律武器和工厂对簿公堂，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件。这种小概率事件中的主人公大抵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个性鲜明，二为工伤者是本地人，三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迄今为止，路国荣在打官司的路上已花费了近8000元。

　　“这对一家工厂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来说是项大负担。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赢不了。”路国荣说。这种不对等让工人在维权上天然地处于劣势。

　　工厂工会主席在劳动仲裁时站到了工厂一边，把劳动仲裁当作一根稻草的受伤工人并不满意仲裁结果。对于这份劳动仲裁结果，负责此案的景县劳动局仲裁员王兴明说，这是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基础上得出的结果，至于路国荣提出的她的工伤待遇与厂方要求的违约赔偿并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王兴明说，“这个案子是请示了衡水市劳动局仲裁科科长赵夏征(音)后得出的结论。”景县劳动局不愿意就此事多谈。

　　那么，这家工厂发生这么多断指事故，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在事前有无尽到劳动监察职责呢？

　　对这一问题，景县劳动局办公室张主任告诉记者，劳动监察人员都下去检查了，对这家工厂的劳动监察情况，会给记者一个回复，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没有收到对方任何回复。这位办公室主任说：“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问题不在劳动部门，负有主要监管职责的应该是安监局吧。”

　　接二连三发生工伤事故，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条件是否达到标准？安监部门是否了解这一情况？景县安监局办公室主任句风亭说：“这事你应该去问企业。”

　　当地监管部门的推诿，代理或多起劳动维权案件的张士谦并不感到意外。重劳动仲裁轻劳动监察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惯例，这也成为工伤事故频发、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诉前强制仲裁制度”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诟病。监管部门事前不作为，事后弱势的当事人往往不服仲裁结果，工伤者要么放弃维权，要么进入繁琐的诉讼程序，抬高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

　　张士谦认为，现行的维权机制对劳动者来说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程序太复杂。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走法律程序至少有11个，等到最后判决一般是3年之后，外地人根本耗不起。即使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经过法院一审、二审最后也得一年半左右。

　　在张士谦过去代理的一些案件中，他还看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用工合同，一旦发生工伤或欠薪，不能确定劳动关系便不能走劳动仲裁程序。有的单位对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一些基层劳动部门却要“依法确定走法律程序”，让工人陷入被动，如果确立不了劳动关系，工人连工伤都没法认定。

　　相比这些维权无门者，路国荣还算“幸运”的，至少她和工厂有一纸劳动合同。对这起工人维权案，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究竟有何考虑？记者联系到王书生，王称正在德州看病，第二天上午可以和记者见面。但等到第二天上午，王书生又推说在石家庄看病，王说：“这事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法院会给个说法。发生多起工伤事故并不是一次发生的，总不能都是我们的责任吧。”

　　“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路国荣维权一案，路的胜诉基本没有悬念，只是耗一个时间增加维权人成本的问题。”张士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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