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加班之后，安徽定远县一家银行职员曹军突然昏倒，后被确诊为脑干出血，苦撑7天后宣告不治。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曹军遗孀李女士又接到另外一个坏消息：尽管是在加班时倒下的，但丈夫却不能认定为工伤，原因是“国家有规定，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才算工伤”。

　仅仅因为“延误”了48小时的最后期限，溘然离去的曹军连工伤认定都得不到，48小时竟然成了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实际上，这还不是情节最为离奇的——东莞市企石镇一家台资工厂的员工幸佐桂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抢救时间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多出了一个多小时，劳保部门因此难以认定其为工伤。

　　当“时间就是生命”与“时间就是金钱”叠加在生命垂危之人身上，其家属究竟应该如何做出抉择？

　　作为一部保护工伤职工权益的重要立法，《工伤保险条例》规定“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算工伤”的用意十分明显——既要明确劳动者死亡与其工作时间和岗位的关系，又要避免无限扩大工伤认定的范围。然而，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设计却多次在实践中偏离了方向——如果说“保命”还是“保工伤”的抉择已经足够令人难堪的话，更令人无法承受的是，竟然有用心险恶的用人单位恶意拖延救治时间，为的只是拖过“48小时”的法定期限以回避工伤赔付责任，本应成为劳动者保护伞的《工伤保险条例》，因此一再为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法律的尊严不仅体现在立法者的主观愿望，更应观看其实际产生的效果，以此来看，“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算工伤”规定本身有必要得以修改或完善。

　完善这项条款。有一种办法较为可行：对原有48小时条款作出适当补充，在不破坏原规定整体框架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工伤认定的保障范围。实际上，关于这些早已不乏先例——2008年4月，厦门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肖文旭开会发言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3天后死亡，也因工伤认定发生争议。但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出于人性化的考虑，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应给予办理工伤手续。

 “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不受“最后期限”所限的条款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写进《工伤保险条例》，倘若如此，不仅有助于提高实际可操作性，类似纠纷也将大大减少，而这种人文关怀本身，也是相关法律条款应有之义。

　劳动者生命垂危之际，希望“保命”和“保工伤”不再是一道凄凉的单选题。无论如何，《工伤保险条例》都不应该为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就像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 ------西安晚报